人书情未了
作者: 尹敏志
出版社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年: 2020-1
页数: 264
定价: 49.00元
装帧: 平装
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神保町，是世界最大的古书店街，自明治年间起，这里便书肆林立，文风鼎盛。晚清以来，大量中国人来到神保町淘书，其中有腰缠万贯的清朝公使，也有囊中羞涩的留学生；所购有珍稀古本，也有新学书籍。本书作者近年亦负笈东渡，求学期间出入于东京的大小书肆，将实地考察与史料积累结合，写就此书。
本书既是访书记，又是书店史，所写的十三家古书店，从江户时代末期的文求堂书店，到平成时代的光和书房，跨越一个半世纪；学者、书商、政客、作家，各色人物粉墨登场。鲁迅、郭沫若、王国维，岩波茂雄、内山完造、吉川幸次郎……他们的故事，就以这些古书店为背景展开。
作者简介 · · · · · ·
尹敏志，浙江台州人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，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生。
大隐隐于市：丛文阁书店
古书店变形记：光和书房
下文摘自《东京的三家汉学书店》（来源：豆瓣），原载《书城》2016年10月刊
山本书店
山本书店是我来日本后逛的第一家汉学书店。当时是3月末，我那天原本和友人约好一大早去上野公园赏樱，可惜春风仍料峭，只能看到树梢成簇的花骨朵，稀稀落落开了不到二三成。坐在树下喝酒赏樱、闲聊嬉笑的日本人已不少，但他们还得垫块毛毯御寒，玩得一定不怎么尽兴吧。迅哥儿也曾说：“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，望去确也像绯红色的轻云”，这番景象，我却无缘得见。由于还不知道日本古书店一般六点就关门，又去附近的靖国神社和东京大学逛了半天后，临近黄昏时，我才慢悠悠地坐电车去神保町。出站右转，第一家就是山本书店，我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了。一个半小时后，店员开始挨个通知顾客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马上要打烊了。”我只好拿了一套心仪已久的潘柽章、吴炎所著《国史考异》去结账——这个台湾广文书局的影印本，在国内非常难买到。 创业于明治四十二年（1909）年的山本书店，今天已经至到第三代。一代目名为山本常太郎，他最早在神田今川小路，即今天的店址上搭起棚子，开始售卖汉籍为主的古书。大正年间到昭和初年，正是日本国力强盛、国际地位不断攀升的时代，神保町作为旧书一条街，也在这时崛起。我在东大毕业的老一辈东洋史学家的著作中，不时读到他们周末来此访书的记录，地处靖国神大道十字路口，地理位置优越的山本书店，生意自然也是蒸蒸日上。常太郎传给二代目山本敬太郎的具体时间不明，但从后者出生于大正三年（1914），卒于平成三年（1991）推断，他大概是在二战前后接手这家店铺。二战期间，日本的出版业蒙受重创，我买到的所有日文书中，凡是出版于1940-1945年间的，大多墨迹不清、纸张黄脆，乃盟军封锁下全国物资严重紧缺的痕迹。战争结束后，日本百废待兴，汉学研究也不得不改弦易辙。深知“创业难，守成更不易”的山本敬太郎此时不再满足于古书店老板的角色，也参与到了汉学著作的策划、出版甚至写作之中。比如50年代末，石原道博（1910-2010）在写作《朱舜水》一书时，山本敬太郎就给予了他很多研究资料上的帮助。石原是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出身，专攻明清中日关系史，著有《明末清初日本乞师研究》、《文禄庆长之役》、《倭寇》等。我还在国内时，便读过其关于关于南明孤臣日本乞师的论文，深佩其读书之广博、考证之精细。为何这样顶尖的学者，却终身在偏远的茨城大学任教呢？原来1943年时，由于战事吃紧，日军兵员严重不足，33岁的石原也被征召入伍，赴中国东北参军。两年后日本战败，他落入苏军手中，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战俘一起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劳改。苏军的西伯利亚劳改营，素以环境恶劣、死亡率高而著称，1948年，九死一生的石原回到日本时，发现从台北帝国大学、满洲建国大学、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殖民地学校撤退的日籍教员，早已经牢牢占据了东京地区的大小教职，已经没有什么空缺留给他。无奈之下，石原只好接受旧制水户高校的聘书，此后一直在此执教鞭。由于远离学术中心，石原后来在资料获取方面遇到不少麻烦，常常要四处写信求助。《朱舜水》一书统计日本国内现存朱之瑜墨迹时，就特地咨询了山本书店老板敬太郎氏。在回信中，敬太郎告诉石原，他私人藏有朱舜水手书诗卷一卷，落款有“岁次癸卯于长崎”云云。癸卯年，即日本的宽文三年，也就是西历1663年，当时朱舜水还没有遇到后来的“恩公”德川光圀，在港口城市长崎过着拮据的流亡生活。比起后来在水户藩作的应酬诗文，这幅早期著作，显得尤为珍贵。山本书店库存之丰富，亦由此可窥一斑，店里摆出来的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罢了。还有很多学者在刊印书籍之前，会先咨询敬太郎的意见。1970年，长泽规矩也主持的“古典研究会”脱离原母体大安社，新成立“汲古书院”出版各类汉学书籍。为了打开局面，长泽决定先出版日本学者急需的二十四史。由于当时北京中华书局的标点本陆续出版，汲古书院社长坂本俊彦原本打算直接拿中华本缩印。长泽本对此方案颇不以为然，咨询山本敬太郎后，也得到了否定的答复（山根幸夫《古典研究会小史》）。长泽这才下定决心，彻底放弃中华本，而以自己收藏的和刻本为底本影印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“和刻本正史”丛书，包括本卷三十册和别卷八册。这套书的底本虽然不如张元济的百衲本，但大开本精装、带函套的装帧设计，以及清晰的印刷，的确让人爱不释手。后来长泽规矩也又陆续主持出版了“和刻本经书集成”、“和刻本诸子大成”、“和刻本汉籍文集”，这些大部头丛书今天还在山本书店里摆得整整齐齐。敬太郎的另一高瞻远瞩之举，就是1978年在书店二楼开辟出“山本书店出版部”，即“研文出版”，发展到今天，已经是中国文史哲著作的重要出版机构。至于货源方面，既然卖的是汉学书籍，就不可避免地经常要去中国大陆进货。因此，山本敬太郎对于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曾在北京留学的吉川幸次郎任教东大后，经常向二代目打听琉璃厂的最新消息。1957年，从北京回来的敬太郎告诉吉川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，琉璃厂书店里现在挂满了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、“中苏友好合作万岁”之类的标语，但是“自信地推荐给人看的古书没有了，不禁使人感到困惑和缺憾，是因为近年来，中国对五十年前的书籍，一律禁止出口…只就古书这一方面看，现在的北京不怎么有意思了。”自那以后，山本书店从台湾方面引进的影印古籍数量明显增多。每次去神保町，我都要去山本书店逛逛，渐渐开始熟悉里面的布局。店里通常只有两位店员，一位坐在收银台前，不苟言笑，背后挂满中国书画拓片；另一位则坐在里面的小桌子上，大部分时间在埋头读论文，看上去像是兼职的日本文科研究生。店里静如图书馆，除非主动要求，店员不会干涉客人在里面翻看什么书，让人感觉非常自在。有一次买了广文书局本杨宾《柳边记略》、汲古书院影印和刻本黄六鸿《福惠全书》、古典研究会影印静嘉堂藏宋刻本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三本精装书后，结账时，收银员从抽屉里抽出一张青白双色包书纸，利落地包好，再双手递给我。回家拆封后，我发现包装纸的印刷图案很是眼熟，查王昶《金石萃编》，果然就是山东武梁祠画像之第二石第四层“豫让舍身以报知己”。我忽然想到，这些流落异域的汉学古书，躺在书架上静静等待被人带走，不就是“人生得一知己已足”么？最具中国古风的，还数山本书店靠里的一面墙，摆满线装书：一半是和刻本；一半是唐本，即中国刻本。书架前有四台沙发，一条桌子，方便顾客取下书后，放在上面细细展阅。但因为几乎每部书都要价一万人民币以上，我每次去也就过过眼瘾而已。印象最深的，是一套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刊本的《御制清文鑑》，纸张黄脆，价格七位数。1960年代，京都大学教授田村实造带着学生今西春秋、佐藤长研读这部书，做了全面的整理研究，现在就连当年的研究成果、1968年由京都大学内陆亚细亚研究所出版的《五体清文鑑訳解》也价格不菲了。但最贵重的书往往不在店内，而是直接送到拍卖会。2015年3月，山本书店以近2亿日元的价格，拍出姑苏郑定之重校添注本《唐柳先生文集》。据三代目山本实说，这套南宋嘉定年间私家刻本是二战刚结束的混乱期，其父山本敬太郎从神保町一家同行那里买入的，一直秘藏在书库里。此书是金泽北条氏“金沢文库”旧藏，杨守敬曾云：“日本收藏家除足利官学外，以金泽文库为最古，当我元明之间，今日流传宋本大半是其所遗。”虽是由中国传来，但这些书已经被日本人视如己出，故有不少专家呼吁政府出面，阻止“文化财”被中国买家买走。情急之下，甚至有此书不保，则“日本文化将亡”的惊人之语。此情此景，恍若一百多年前，湖州陆心源“皕宋楼”十五万卷书被日本岩崎氏买走，收入“静嘉堂文库”时，中国士大夫如丧考妣的情景。只是这次，剧本好像已经完全颠倒过来。但藏书终究不可死藏，否则深锁库房，虫蠹蚁蚀，岂不沦为无用之物？书的聚散流转，东渡西归，永远是难以预料的，而这，也恰好是旧书店之魅力所在。